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1978～2000年，雅各布担任戛纳电影节总代表，负责电影节艺术方向与选片工作。
2000～2014年，升任电影节主席，全面主导电影节战略发展。
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
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将原本在各国自己手中的审美权、道义权一举夺走。
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成为培养非西方“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
1978年后先是湾岛，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
而大陆的影视圈在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想搭乘名利便车。
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海外版权大赚大赚。
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拥簇着，个个都想套近乎。
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
柏林如是，戛纳如是，威尼斯就特殊吗？
平衡话术也没用了。
想要既肯定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勇气，又强调国际交流需避免对抗思维，最后呼吁中国电影人应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本土经验，而非非此即彼。
将这波争夺审美标准、文化定义的行动，打为民间情绪，淡化反抗色彩。
然而，说的越多，错的越多，漏洞百出。
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规律。
标准掌握在国外，靠国外拿奖，行业在西方地位高，但是在国内地位低或者不是那么赚钱，都容易被渗透，失去审美定义权。
特别是回望去年莫言获得诺奖。
也许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
有些事情，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现在的情况，就事实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不是说诺贝尔奖服务于谁，而是事实上，它成了这个。
几个月前，但凡说一句诺奖的不是，“一点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太容易被洗脑”“阴谋论”的帽子就要飞来了。
此刻，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体育，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代替自己行使最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