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这种风格。”
不久，余切扔掉粉笔头，宣布下课。管谟业看他离开了，忽然不受控制的说了一句：“我为什么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我可以偷偷的写。”
徐驰听到了，当即来了精神，跑去问管谟业：“同志，你为什么要私底下写这种文章。”
管谟业吓傻了。
徐驰可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主编，老前辈。管谟业当然不能承认了：“我什么也没有说。”
徐驰这段时间以来，已经知道管谟业的习惯，他这个人嘟囔了什么话是不会承认的，所以转而问管谟业另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文学上的偶像。”
“没有。”
“这里面很多人都有文学榜样和偶像，你怎么会没有呢？我感觉你反而是最明显的。”
“没有，我真没有。”
徐驰说：“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报告作家，除了我写过的，亲自沟通过的人物，对于他人的话我从来不敢改一个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放心的说出来。”
这么拉扯几次后，管谟业说了实话：“我最佩服的就是余切，我感觉我活在他的影子里面，我总把一件事情写的丑陋，而余切却把事情写的真善美……其实脊髓灰质炎这件事情，体现出来多么大的不公平，有多少人遭受悲剧，但余切偏不这么写，他用一个孩童赢得球鞋的事情，来激发大人们的反思。”
徐驰确实不偏不倚，他只是把这些对话记录在了报告文当中。对他来说，管谟业又是一个“想要成为余切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