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参与，其中分寸拿捏，安保布置，道路清障，秩序维持，每一项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若非朱由校调拨亲军支持，并严令“不得扰民，违者重处”，同时调派大量锦衣卫便衣及京营兵丁协助维持秩序，此事几乎不可能推行。
朝堂之上，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肃静。这种肃静并非死寂，而是一种被无形威压笼罩的、带着敬畏与谨慎的沉默。
那日小朝会上，皇帝眼中凛然的杀意和“犁庭扫穴”的决绝，更是让他们不寒而栗。面对一位绝对武力的帝王，其意志如同悬顶之剑。文官们言语间无不字斟句酌，唯恐触怒天威，没有了往日的气焰。
在明朝，你细细研究，会发现这些个官员就是这么识相，他们以“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自诩，强调“循祖制、行仁政”，将自身包装为“儒家道统”的代言人。
面对势弱的皇帝时候，他们以“祖制”、“伦理”为武器，通过制度流程、集体谏诤乃至“软性对抗”来约束皇权。
历史上的正德皇帝欲南巡，结果被146名文官集体跪伏宫门劝谏，正德震怒廷杖 114人，但最终仍被迫取消南巡；
还有万历皇帝因“国本之争”与文官集团对抗 30年，文官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由集体谏诤，甚至以“辞官”“廷议”施压，最终由万历妥协收场；实质上就是因为皇帝没有掌握打破平衡的力量，导致皇权被一步步地压缩。
而面对手握强军的皇帝，像明初朱元璋、朱棣或宣宗等，他们通过直接控制京营、亲军、锦衣卫、东西厂、边军精锐，形成“军事威慑—行政效率”的闭环。
此时文官的核心策略是以“执行”为优先，通过“辅助决策”换取生存空间，避免直接对抗。强势皇权下，文官集团内部更易分化为“依附派”与“谨慎派”，缺乏“集体谏诤”的动力。
像是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数万官员，文官集团中虽有不满者，但无人敢串联对抗，反而纷纷以“揭发同僚”自保；即便是“洪武四大案”后，文官仍以“奉旨办事”为第一准则，极少有“死谏”案例。
此刻，面对朱由校展现的绝对力量与决心，文官们仿佛回到了弱势群体的角色，言语间无不字斟句酌，唯恐触怒天威，往日的气焰荡然无存。
虽然朱由校严令官员“注意保密，不可将朝议之事外泄”。然如此庞大动员，涉及衙门众多，消息终难尽掩。“三十万大军”、“五百万石粮”、“京城大阅”等只言片语，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涟漪，悄然在官场市井间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