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总是假惺惺的军官揪出来质问：你对她说了什么，凭什么让她哭？
但他不能。他现在站在千里外的酒店房间里，桌上是一张摊开的行程表。
2月17日，上午参观乌菲兹美术馆，下午与佛罗伦萨市长会谈，晚上歌剧院的晚宴。18日，上午访问佛罗伦萨大学，下午视察当地党卫军驻训基地，晚上返回罗马。19日，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会谈。返回柏林。
他想起同僚那句提醒；“和中国人走得太近未必是好事”，想起帝国日渐明朗的远东战略。
她那么小，却要被迫塞进这些成年人都觉得沉重的现实。她不该被这样，被扔进政治的冰水里。
这念头无比清晰。
克莱恩站在窗前，看着晨光一寸寸爬上佛罗伦萨的屋顶。
男人想起第一次见她时的情景来。官邸走廊里，那个白色身影蜷在走廊尽头，像一株刚从暖房移植过来的栀子花，纤细青涩，还带着移栽时不可避免的怯生生。
克莱恩闭上眼，他能想象出她现在的样子，蜷在被子里，咬着被角，一声不响地掉眼泪，就像她刚来时想家的那些夜晚一样。
她不知道，这种隐忍到极致的哭，比放声大哭更让人心疼——至少对他而言是这样。
他无法忍受她难过的时候自己不在她身边。
酒店侍者轻轻敲门，送来了当天的《柏林晨报》。男人随手翻开国际版，一则短讯瞬时间攫住了他的目光：“柏林中国大使馆将于2月18日举办大型新春招待会......”按照原定行程，他那时还应该在佛罗伦萨。
下一秒，他已经拿起电话，接通了秘书处。那头迟疑的声音传来：“中尉，全国领袖明天的行程……”
“是的，非常紧急。”他的声音斩钉截铁。“我会向全国领袖当面解释。”
挂断电话后，他开始下意识地收拾行李。去他的外交礼仪，去他的一切必须和应该，他必须回去确认，她还没有被那些该死的“现实”彻底冻僵。
哪怕只是看她一眼，对她说一句“新年快乐”。
收拾到一半，男人停住了。
他在做什么？这个突如其来的自问让房间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抛下重要公务，像个为爱情冲昏头脑的毛头小子，不顾一切连夜赶回柏林？冯克莱恩家的继承人不会这样做，党卫军军官不该这样做，一个二十五岁的成熟男人更不该这样。
但这一次，他没有让理智的声音占据上风。
闭上眼睛，记忆中的画面如潮水涌来：舞会上，她穿着淡粉色裙子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