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寻常工作日，齐诗允以互益集团外聘公关顾问的身份，向集团法务部提出一个再合理不过的需求：
“为了完善离岛项目的公众G0u通策略，我需要更清楚了解集团过往在土地储备方面的历史案例。特别是与政府合作、长期管理、但尚未进入开发阶段的项目。”
这不是质问，而是为了项目所需的「准备功课」。
法务部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正当工作需要。更何况，这类档案本就不在敏感机密之列。真正的核心决策，早就在后续文件里，而这些前期备忘录，通常只被视为「背景资料」。
但齐诗允真正要的，不是互益内部的版本。
她要的是，政府存档。
因为两者之间，哪怕只差一个修订编号，意义都完全不同。
她第一次注意到那块农地，是在互益集团的一次内部简报里，投影幕上一闪而过的地段代号。乍看普通，却让她心口泛起一丝微妙疑惑。
不是因为位置太偏，而是因为编号格式太旧。
那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地政总署尚未统一数据库前才会使用的编码方式。后来所有新项目，早就更换了一套系统。
换句话说：这块地从来不是「新问题」，它的历史，被完整保留在旧档里，等待「发觉」，或是「启用」。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整个会议过程中，齐诗允没有发问，只是低头做笔记，在那串地段编号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圈，就像是无意识的标记。
她也没有直接去地政总署，而是通过VIARGO先光明正大地绕了一步：以「研究香港土地政策历史演变」为名，向一所大学的城市规划研究中心发出合作请求，理由冠冕堂皇：
“我们公司正在为一个大型公共议题项目做前期资料整理，希望能查阅九十年代后期几宗由私人发展商参与管理的农地储备案例。”
这是学术用途，而非商业。
因为学术用途，在本港拥有一个极其微妙却强大的权限：可申请查阅政府已解密的历史行政文件。只要你知道编号。
齐诗允再清楚不过。
她甚至知道，那些档案被归置在哪个区域。
不是因为谁告诉她，而是因为很多年前，她曾陪方佩兰跑过无数次房屋署、规划署、地政处。
她亲眼见过，普通人为了一个「资格」，如何被制度推来推去，也因此，她b谁都清楚，制度的入口在哪里。
申请递流程很慢，整整两个礼拜。
但她不急不躁，也没有施压，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