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此次北上，想必带了不少文稿吧？”
蔡确愣了一愣：“是的。”
“那么，能不能想办法弄到一些文稿来呢？”王荆公道：“我想，里面应该还是颇有意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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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泽离开江南的第六日，位于汴京城的苏莫一行再次收到了他寄来的书信。
实际上，自从宗泽南下负责料理江浙盐铁事务之后，他与思道院之间的联络就没有断过；一方面他需要时时刻刻的请教“荆公晚年新学”，从荆公有形的大手中汲取经济开发之无穷灵感，顺便请教一些甘蔗作坊乃至酿酒作坊开设的技术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投石问路，从文明散人这个高得不能再高的高层手中获知中枢的动向，交流宝贵的信息——中央高官指点地方，地方亲信支援中央，这就是我们带宋的政治模式，懂不懂？
不过，带宋的政治模式也有自己的玩法，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自有一套潜规则；但你显然又不能指望文明散人可以在他趾高气扬且浑无顾忌的政治生涯中领会这个规则，所以他写过去的信件，都毫无疑问的触犯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原则——简单来说，无论该讲不该讲的，他一股脑都讲了。
从道君的酸臭小心事，到尚书辩论无语往事，到契丹挑衅忘恩负义；再到道君皇帝钩子的八十一难，每一次寄过去的书信，都几乎有半本书的厚度；而如此做派的结果，当然也是立竿见影，至少宗泽下一次写来的书信，就立刻改换了文风，变成了一篇长篇大论、晦涩艰涩、排比铺张的骈赋，平均一句话要用上十个典故——其中用意，当然也清晰之至：文明散人是读不懂这种玩意儿的，他非得找小王学士为自己翻译不可；那么，有小王学士全程把控，这种交流过程总要可靠的多吧？
这一回依旧是照例，由小王学士抖开那几十张洋洋洒洒，多达万字的信件，逐一浏览，仔细对比——
“信件上说，他们大概会在两个月后抵京——”
“诶？可是我根本没有看到一个字提到时辰啊？”
“因为用的是太岁纪年法。”小王学士板着脸：“端蒙摄提格至赤奋若……算了。信上还说，他们沿途所见，吏治败坏，人心浇漓不可收拾云云……”
“诶，信上还提到了这些吗？”
废话，当然不会明确提到啊！
就算带宋文网宽松不太搞文字狱这种变态操作，该有的警惕还是得有；官僚之间往来的信件，怎么可能公然议论朝局？（没错，这正是宗泽被文明散人一击破防，以至于不得不迅速改变操作的真正原因！）如果细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