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鞋匠。然而在这里，昨天还在田间插秧的农夫，今天便可能因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成为治理一方的官员。”
这种制度，简直是在动摇了上帝安排的等级秩序。”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大明士子口中的感慨，在欧洲却如惊雷炸响。
彼时的欧洲，法国官僚清一色出身贵族，英国议会席位明码标价、买卖成风，德国官员职位世代承袭，底层百姓更是毫无出头之日。
难怪尼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曾哀叹：“中国让最聪明的人治理国家，我们却让最会投胎的人掌控命运。此等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更让欧洲人无力的是，大明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使得明人面对欧洲文明成果时，往往抱有一种礼貌但疏离的审视，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怜悯。
利玛窦曾精心挑选欧洲油画，向大明学者展示西方艺术的精妙，换来的评价却是“笔法呆滞、色彩浓艳，虽形肖而神离，不如我水墨写意传神。”
他殚精竭虑讲解亚里士多德哲学，却被学者淡淡回应“其理浅近，可资一观，然与孟子性善之宏旨、王阳明先生心学之精微相较，似略显浅薄，未及根本。”
最令传教士们感到无力与刺痛的，或许是那些饱学鸿儒在倾听他们远渡重洋的艰辛后，自然而然发出的那句感叹：
“尔等自数万里外浮海而来，一路所见，想必皆荒蛮之地。至此中华，睹我衣冠文物之盛，定是心怀慕羡，不虚此行吧？”
这份优越感，并非刻意炫耀，而是数千年文明积淀的自然流露，比任何驳斥都让泰西人感到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