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近几年的创作，屡屡尝试以创作来联系人们所经验的现实。如《空洞的十字架》，他对于“死刑的存在”进行了深入肯綮的辩证。《天鹅与蝙蝠》，他的目光投向“追诉时效”。二〇一九年，一则新闻震惊亚洲社会，导演奉俊昊改编为电影《杀人回忆》的“华城连续杀人案”，警方破获了嫌犯，同时调查小组，主张“法律追诉期已过，但我们将带着历史使命，竭尽全力办案”。华城一案指出，人民的愤慨并不必然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停。日本国会在二〇一〇年通过杀人等重罪的追诉时效修正案，宣告立法者崭新的意志，“犯下重大罪行之人并不能因时间推进而获赦”，韩国与台湾也纷纷在二〇一五年、二〇一九年，做出类似跟进。新法既成，人们仍需要故事，需要人生，才能确切明白制度变革投射于现实时的座标。回望《天鹅与蝙蝠》，一九八四年的犯罪，追诉时效早已消灭，既然如此，法庭上，民情上，仓木达郎的现身，能否以“初犯”的角色视之？这是潜藏在小说表面底下，撩拨读者思绪的伏流。
东野圭吾善于在情节上略施巧劲，从细微的差异中再次谱写复杂的人性。罪与罚能够受株连几族？甚至几代？灰谷一案，检警怀疑是素有结怨的福间淳二所为，对其不当刑求，导致憾事发生，福间淳二的妻女受舆论所逼，改姓移居，女儿浅羽织惠的婚事在数十年后依然受其制约，此一桥段也道尽了“消灭时效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面向。另一方面，仓木达郎的供述乍似合情合理，但听在死者白石健介的女儿白石美令耳里，始终与经验中的父亲形象扞格不入。但旁人一致认为，仓木达郎已坦承不讳，没有细细追究的必要，换句话说，白石美令深深执着的细节，在多数人眼中无关宏旨，白石美令一再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我追求的是真相，能不能判死刑是其次”，读者也能辨识出小说家试图透过她传递出的讯号。白石美令彰显出每一民众试图透过诉讼厘清的命题，也许大异其趣，甲眼中的旁枝末节，对乙而言说不定是与生命和解的金钥。现实中不受青睐的原石，却被小说家珍视地掇起，琢磨成佳玉。是我在小说中读到，“现实爱莫能助，创作绰绰有余”的意外惊喜。
天鹅因其洁白优雅而常受眷爱，蝙蝠昼伏夜出的特性而令人屡屡联想至不幸，物种凭其本性而活，世人评价却有如云泥，然而谁能担保太阳永远高挂，任职辩护律师多年的德国小说家费迪南.冯.席拉赫曾说道，“很少有人会在早上起床的时候说：好吧，我今天要犯罪。但是，每个人都可能犯下罪行。”这几乎可以解为《天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