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感受到郑玄这番追问的分量，也明白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这场辩论的走向。
以事证义，非是将史事矮化为附庸，亦非强使一方屈从。试问，若无《左氏》所载文公行聘、宣公纳贿之具体史事，则《公羊》于纳女口实、赂者道行之贬，其义虽存，其微何以彰显?其警示后世之力，岂非有所减损?
此中奥妙，在于明辨体用!故曰：经义为体，史事为用!体用之间，非但并非相悖，实乃相辅相成，互为阐发。圣人循循善诱，《公羊》之义，其理昭昭，然其光辉如何遍照万物，则需《左氏》之史事，为其勾勒轨迹，描绘其形。
经义为体，史事为用!
这八个字仿佛具有千钧之力。
堂下諸儒生，无论治《公羊》还是《左传》，皆是闻所未闻。初时错愕，有人甚至下意识地张大了嘴，笔都忘了动。继而，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精光，反复咀嚼这八字真言，不少人脸上渐渐浮现出茅塞顿开的狂喜。
公孙延虽然双目不可视物，但听得此言，也是精神一振，不由得抚须低声赞叹道：圣人不愧圣人，好一个经义为体，史事为用!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郑玄身躯微震，双目紧盯帷幕。
他一生治学，体系早已圆融，此刻却被这八个字撬动了根基。他沉默片刻，声音略带沙哑地开口：经义为体，史事为用。此论石破天惊。然，老朽仍有一惑未解。若《左氏》之史事，其本身亦蕴含褒贬与史家之义，此用中之体又当如何处之?《公羊》之义为体，《左氏》之史为用，若《左氏》之史，其自身所呈现的倾向与《公羊》之义不合，甚至相悖，此用岂非反伤其体?又如何相辅相成?
帷幕后的声音并未因郑玄的追问而迟滞，反而更显从容：汝此问，更进一步，足见思虑之深。所谓体用，非是死板割裂，而是圆融一体。《左氏》自有其褒贬，此亦是史家之义，然其义多隐于事，需细察深究。与《公羊》显扬之大义相较，恰可为大义提供血肉与情境，使其不致空泛。若强求《公羊》之微言，字字句句皆能在《左氏》寻得毫厘不爽之对应，或因《左氏》某一记述细节与《公羊》简约之评判看似不符，便斥之为相悖，岂非买椟还珠?
圣人稍作停顿，续道：譬如《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书：晋侯、秦伯战于崤，秦师败绩。《公羊》曰：全言晋侯，重其为諸侯主也。此乃《公羊》之义。若无《左传》详述晋文公之德业、秦穆公之失计，乃至崤山之险要，秦师轻敌冒进之细节，则此重字之分量，后人如何能深切体会其为霸主之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