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门上方“手术中”的指示灯亮着，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灼烧着安旎的视网膜，也灼烧着她的心。在极度的恐惧和等待的煎熬中，她的思绪不受控制地回溯，一些被刻意忽略、或者说被职业惯性所掩盖的细节，如同沉船碎片般猛地浮出水面，带着尖锐的棱角，将她刺得遍体鳞伤。
她想起，在高中时，在那个操场上，她偷听到尹惠权和国开董事长的谈话，早就知道了周玲和周斯越母子的存在，知道了他们被尹惠权抛弃、处境艰难。
而当周玲的案子真正摆到她桌上时，她看到了“过失杀人”的罪名，看到了死者是尹惠权。以她检察官的职业素养，她本应立刻敏锐地察觉到这起案件背后极不寻常的动机和背景——一个被抛弃、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杀死了那个毁掉她一生的男人，极大概率是与保护儿子有关。
可是，当时的她是怎么做的？
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去深究周玲那令人唏嘘的背景和可能的苦衷，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严格按照程序，立刻派出了同事去执行对周玲的抓捕。
这说明什么？
安旎浑身冰冷，如坠冰窟。
这说明，在那一刻，她再一次选择了对案件背后的人间悲剧选择性无视！她被她所信奉的“法律程序”、“高效办案”所驱动，像一架冰冷的司法机器，只看到了“杀人犯”这个标签，却没有去看标签下那个饱受苦难、被逼到绝境的灵魂！
她甚至都没有多想一下，周玲一个“精神病”患者，怎么会“无缘无故”去杀人？这背后该是怎样的绝望和挣扎？
而更让她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正是她派出的那些同事，在抓捕过程中因为认为对方是“杀人犯”且可能有精神问题而行为粗暴，间接导致了周斯越头部的最后一次撞击，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引发了今天的脑脊液外漏！
原来，她不仅在精神上，曾经（在地狱里）化身为折磨他的“蛇发安旎”；
在现实中，在她尚未完全觉醒、被职业角色束缚的某一刻，她也无意识地、以另一种形式，扮演了那个冰冷、粗暴、给他带来实际伤害的角色！
她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