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案报告的墨迹未干，结案会议的掌声尚在耳边，北江分局却并未迎来预期的平静。秦风案带来的震动远超以往——一个救死扶伤的麻醉医生，一个颇有才情的业余画家，竟是将谋杀视为艺术的冷血连环杀手。这种身份与罪行的巨大反差，在警局内部和外界都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结案后的第三天，一场内部的案件复盘与心理督导会议在分局会议室举行。气氛并不轻松。
“沈翊同志，”一位负责内部监察的领导推了推眼镜，目光落在沈翊身上，“秦风案的侦破，你的犯罪侧写和画像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严肃，“你的侧写报告中，多次提及‘美感’、‘仪式’、‘静谧’等主观性较强的词汇。虽然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但这种偏向‘感性’的推断方式，是否过于依赖个人直觉？其过程和标准，能否经受住更严格的推敲和复制？”
质疑的目光同样投向了苏眠。
“苏眠同志，法医工作讲究绝对的客观和证据链的严谨。在此案中，你对于‘白色花瓣’象征意义、以及凶手‘追求完美’心理的辅助判断，虽然与最终结论相符，但这是否超出了法医的职责范畴？我们是否需要担心，过度解读物证背后的‘心理痕迹’，会影响证据本身的纯粹性？”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连续经历陈晖、张明、秦风这几个高智商、行为模式极其特殊的案件，传统的刑侦手段屡屡受挫，沈翊和苏眠这种融合了技术检验与深度心理洞察的办案方式，虽然高效，却也引来了关于“专业性边界”和“方法论可靠性”的担忧。
沈翊沉默着，指尖无意识地在会议桌面上轻轻敲击。苏眠则坐姿笔挺，面容平静无波，仿佛那些质疑并非针对她。
终于，沈翊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领导，最后落在那个提问的监察领导身上，缓缓开口：
“王主任，我理解您的顾虑。犯罪侧写不是占卜，它建立在严密的现场勘查、物证分析和庞大的犯罪行为数据库之上。我使用的每一个词汇，比如‘仪式感’，是基于凶手在现场留下的、超出必要犯罪步骤的行为模式——精确到毫米的花瓣摆放，使用工具确保圆形完美，特定药物的选择使受害者意识清醒。这些行为，在犯罪心理学上有其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