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特殊的“大唐工政成效大朝会”正在举行。十道巡察使逐一汇报三年来工业化推行成效。
“关内道：新增工坊一千二百座，工匠八万人，商税同比增五成……”
“河南道：水泥路已通洛阳、开封、郑州，漕运量增三成……”
“江南道：新式织机推广五千台，年产生丝百万斤，海上丝路重启……”
“剑南道：都江堰加固工程完工，灌溉面积增二十万亩……”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的变化是鲜活的。
汇报结束后，李世民缓缓起身，走到殿前。
“三年前，太子奏请推行工政，朝中反对者众。
有人说这是舍本逐末，有人说这是与民争利，有人说这是劳民伤财。”
他扫视群臣：“如今，三年过去了。
国库岁入从六百万贯增至九百万贯，其中工坊商税占三成。
全国工匠从不足十万增至三十万，连带家属逾百万人生计与工坊相关。
水泥路修了八百里，漕运增了三成，边军器械更新一代。”
“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成效。”
李世民话锋一转，“但朕也看到问题——河北道工坊与农田争水，江南道纺织工坊女工权益受损，剑南道矿工安全事故……这些问题，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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