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虽然也乱，但至少…现在看来…你不需要了。”
俞琬的心脏被轻轻一揪，眼前的娃娃脸，哪怕褪去了婴儿肥，哪怕领口别着最高荣誉的勋章，骨子里还是那个会赌气说“我再也不理你”的大男孩。
“约阿希姆，”她声音软下去，像哄孩子似的，“谢谢你。真的。”指尖微微蜷缩，她知道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像刀子，却不得不说下去：“我不跟你走，不是不信你。是……我有必须完成的约定。”
“又是他，对吗？”苦涩的笑在他嘴角绽开，“克莱恩。永远是他。”
“不只是他。”女孩张了张口，“还有……我自己。”
这个“自己”说得极轻，却重若千钧。她不是被谁逼迫做的这个决定。
“那……你保重。”他笑了笑，转身走向门口，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泥淖里似的。
俞琬看着他的背影，浅金色的发梢还在滴着水，这画面忽然与记忆重迭起来。她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那天暴雨初晴，他走进诊所时疼得龇牙咧嘴，却在她伸手给他做检查时，绽开笑容来，像个没心没肺的少年。
后来熟了，他总和自己说起上海的事，说他还记得夏天的知了叫得人心烦，黄浦江上的汽笛声能传出好几里。
“我最想念生煎包。”有一回，人躺在诊床上疼得脸色发白，却还认认真真和她比划。“底脆、皮薄、一咬溅汁的那种，柏林没有，巴黎好像也没有。”
俞琬当时笑了，轻声应:“有的，拉丁区有家小店，老板宁波人。”
他眼睛亮起来:“真的？在哪条街？”
她说了地址，他倒真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
两个曾在东方的同一片天空下长大的孩子，又在欧洲的战场狭路相逢，可从今往后，怕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等等。”她突然叫住他。
他倏地停住脚步，没有回头，但肩线绷紧了。
俞琬快步跑进里间，踮脚从药柜最上层取出那个藏青色小布包，这是她下午时准备的，里面是两盒磺胺粉，叁支麻醉注射剂，前线最急需的东西，用麻绳系紧了，递过去。
“带着。磺胺，吗啡止痛，你们……用得着。”
约阿希姆低头看手里小包，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眼圈蓦地红了，他用力眨了两下，把那股湿意逼回去。
她总是这样，细致妥帖到…连怨恨她都不能够。
“你自己呢？”声音发哑。
“我用不上了。”她确实用不上了那么多了，但不是因为要去柏林过“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