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作声，只是默默把搪瓷杯递了过去。
约翰接过杯子，仰头灌了一大口，水珠顺着胡茬滚落下来，他只用手背随意抹了抹。
“怕吗？”他问，目光像钉子一样锁住她。
俞琬愣了一下，片刻后，诚实地点了点头：“怕。”
“怕什么？”
“怕被抓，怕被发现，怕…连累你。”停顿了一瞬，声音更低了，“怕死。”
最后两个字轻得几乎听不见，在这个人人被要求高喊“誓死效忠”的年代，“怕死”仿佛是最不可饶恕的懦弱。
约翰盯着她看了几秒，嘴角极轻地扯了一下，不像嘲笑，倒像是某种了然，仿佛在说：果然，你也一样。
“你和我见过的那些人不一样。”他收回目光。“她们要么哭个没完，要么硬装坚强，你倒是……一边怕着，一边还能把急救包收拾得整整齐齐。”
急救包里的纱布迭成标准方块，连药品都要按失效日期排好。
“我是医生。”她小声说，更像是在提醒自己，“医生可以害怕，但不能慌，慌了，就做不了判断，救不了人。”
也包括救自己，这句话在舌尖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
约翰没再说话，低头继续磨他的军用匕首，刀刃与石头摩擦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迸出的火星在黑暗中转瞬即逝。
“逃亡也一样，一点疏忽，也够送命。”
平淡的话语下是钢铁般的重量，俞琬点点头，继续细细检查背包里的物品。
背包最底层藏着一个锡铁盒，里面是她的证件，几张边角卷起的老照片，还有……克莱恩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一片金黄的银杏叶躺在信纸上，叶脉清晰如初，那是他们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时捡的。
他当时说：“这种树的生命力很顽强，战火过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
她深吸一口气，把盒盖按紧，重新塞回背包最深处去。
怕，当然是怕的。但就像约翰说的，怕和做，是两回事。就像克莱恩当年在那片冰天雪地里，明知希望渺茫，还是选择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士兵往回走。有些事，不是因为不怕才去做，而是因为必须做，才不得不把害怕埋起来。
到了傍晚，约翰的状态好了许多，伤口结了一层硬痂，俞琬把橱柜深处那点舍不得吃的存货都拿了出来。
半包意大利面，番茄酱，还有一小块干酪。她总习惯把好吃的囤着，好像囤着，就能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了某种虚幻的安全感似的，如今真要走了才发现，根本带不走，也吃不完。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