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门咔哒一声合拢，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鸣笛声，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呻吟声，提醒着她这里仍是医院。
俞琬缓缓摊开手掌。这双手在柏林，在巴黎总共做过三百多台手术，如今它们干净、白皙、指甲圆润整齐，却总觉得空空的，凉凉的，像是缺点什么
她走到桌边，打开随身带着的小医疗包。这个小包是她的伙伴，即使最狼狈的逃亡路上，都没舍得扔下。手术刀、止血钳、羊肠线，静静躺在绒布垫上，每一件都擦得锃亮，仿佛也是等待着她检阅的士兵。
她拈起最趁手的那把柳叶刀，于指尖转过半圈。银光掠过眼睛，就这么恍惚了片刻，又将刀放回去，合上皮质包盖，微微叹一口气。
开始了，她对自己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只是文职……也总比待在家里好。
女孩抽出病历最上面那份：“姓名：托马斯·米勒，年龄：19，伤情：左腿截肢，感染风险：高。”
指尖倏地顿住了，十九岁，和克莱恩营地里的那些找她讨水果糖的孩子差不多大。
她强迫自己翻开下一页，22岁，弹片贯穿胸壁，做过三次手术，再下一页，弗里德里希，17岁…双腿烧伤三度…
每一页背后，都是一个刚刚起飞就被摔碎掉的人生。
她狠狠闭了闭眼，笔尖在纸上沙沙写着，日期、编号、伤情描述……她做得很专注，快十点时已然整理完一小摞。
不一会儿门就又开了，人们陆续进来，把偌大的办公室坐得满满当当，五六个德国的中年女人，四五个荷兰姑娘，打字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却掩不住空气中微微的凝滞感，像一锅放凉了的卷心菜汤。
昨天维尔纳医生就和她们交代过，会来一个新人，叫“文医生”，听那姓氏，既不像是德国人也不像是荷兰人，可从没有人想到，竟然是个东方人。
“医生？”胸前别着纳粹妇女联盟徽章的海因里希太太，当即蹙起眉头，“医生为什么来做文书？”
男人头也不回：“战争时期，人尽其才。文医生德语流利，有医疗背景，适合档案整理工作。”
这个解释显然没能说服任何人。
此刻，海因里希太太的目光在俞琬的黑头发黑眼睛上停留了好几秒，再扫到她身上那件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米色风衣，又瞥向走廊里那个穿SS军服的大块头，嘴角向下撇得更厉害了。
东方人，关系户，而且还是一个有党卫军保护的特殊关系户。
办公室里安静得诡异，只有墙上那只挂钟，秒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