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的他，思来想去，只能想到慕容襄曾称赞过他谨小慎微、心性甚佳、一心求真，而刑狱一事需要的就是这种性子。
所以，他更是不敢出一点错，以免辜负了大人的期待。
对于他来说，通兑最大的影响，不是他要督促夫人和家中仆从记得兑钱，而是通兑开始之后，各地的案件数量都比往年多了些许，于是各地送往大理寺核查及入库的案卷也随之增多，叫他忙碌了不少。
但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他如今是大理寺少卿了，核查案卷是手下人做的事，不需要他亲自来，唯有争议过大或下面人难以决断的案卷，才会送到他的案头来。
于是，他记得那是通兑开始的三个月后，启元三年四月的某一天，他的案头被放上了这样一份案卷。
那是一份从越州送来的案卷，而书写案卷的人，在文章最后留名盖章处，落下的是“越州通判魏镜台”的字样。
汪缜自然知道魏镜台是谁。
虽然魏镜台在京中时，他没能与之结识，但魏镜台那一篇檄文般的殿试答卷早已轰动天下书生，大雍朝中的读书人，谁人不知魏镜台的名头，谁人念不出那句振聋发聩的“明镜堂前多蒙昧，阎罗殿下苦主多”。
每每想到那首诗，汪缜都忍不住心绪激荡，尤其他身在大理寺，门前堂上都雕着獬豸像，时刻提醒他们要断是非、辨曲直、维护大雍法理之清正公平。他自拜读过那篇文章，就时时常想，他身在大理寺，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能“明镜堂前万事清，阎罗殿上判官欣”。
他一面对魏镜台本人心怀敬意，另一面也想要看看这位能当着陛下和百官的面大骂天子朝臣的能人是如何明断是非曲直的，于是，他几乎是有些崇敬的翻开了那份案卷——
结果大为失望。
且不说那桩案子本身的内容乏善可陈，不过是一桩因通兑引发的买卖纠纷：卖方和买房已定契，但卖方一定要买方用昌隆通宝付钱，而买方早早就把银钱从昌隆通宝换成了新币，如今到处都在兑钱，都是用旧币换新币的，他上哪来再去筹到那么多昌隆通宝？买方不想在换钱一事上耽搁时间，结果一来二去闹进了衙门。这种小事本身县令就能决断，都到不了通判眼前，之所以拿给魏镜台判，约莫也是因为这事跟通兑有关，县令怕判得不当引起百姓对通兑一事的误解，才送到了魏镜台眼前。而镜台最终判了那卖方无理，新币乃国之大计，怎可拒收，若他再闹，便要杖刑伺候。
比起不值当一题的案件本身，更叫汪缜失望的是，那份案卷文辞粗简，多有疏漏，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