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丹的夏末，总是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倦意。傍晚七点，天色尚未完全暗下，但灯火已经抢先一步，沿着海岸铺陈开去，像一条柔软的金色缎带，轻轻缠住了露景泉的脖颈。潮水退得极远，裸出的沙滩宽阔得像一张空白的乐谱，只等着谁在上面写下最后的音符。我和芙宁娜站在乐谱中央，脚印并排，像两个刚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在犹豫着该从哪里落笔。
从地下三层那场对峙回来后，整整三天，枫丹都沉浸在一种古怪的静默里。审判庭的大门紧闭，歌剧院不再排演，连喷泉广场上的巡轨船也停了班次。人们似乎同时患上了一种名叫“失语”的病症——他们不再谈论水神，不再讨论噩梦，甚至连“未来”这个词都变得小心翼翼。芙宁娜说，这是风暴过后的真空，短暂却必要，像极长的咏叹调之后突然出现的休止符，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把胸腔里残留的颤音吐干净。
我原本担心她会不知所措。毕竟，五百年的角色在一夜之间被抽走，如同把一座高塔的地基突然抽空，任谁都会踉跄。她却比我想象得平静。每天清晨，她会在露景泉最浅的那片沙滩插下一杆小旗子，旗面是随手撕下的旧戏服碎布，颜色鲜亮得近乎张扬。然后，她脱掉鞋袜，赤脚踩进刚没过脚踝的潮水里，像孩子试探水温那样，一点点往深处走。浪花上来一次，她便往后退一步，等浪退下去，她又再向前一点。如此往复，直到太阳完全升起，直到第一艘渔船鸣笛，她才回头冲我招手，笑容里没有半分勉强。
今天傍晚，她把我叫到沙滩，说要完成最后一件事——把“新火”种回大地。那颗金色齿轮在口袋里躺了三天，温热得像一颗不肯冷却的心脏。齿轮表面有一圈极细的裂缝，裂缝里嵌着极淡的蓝，像被月光吻过的海面。芙宁娜说，那是旧日噩梦最后的残影，也是新生希望最初的火种。它需要一个仪式，一个比噩梦更漫长、比噩梦更温柔的仪式，才能彻底成为枫丹的一部分。
仪式并不复杂。我们只需要在日落之前，把齿轮埋进沙滩最柔软的地方，然后一起等待潮水涌来，把它带走。听起来像是一个孩子的游戏，可我知道，这个游戏里没有输赢，只有继续。潮水会带走齿轮，也会带走我们留在沙上的脚印，但带不走我们共同写下的名字——那些名字早已在彼此的皮肤底下生根，像细小的血管，每一次心跳都会提醒它们的存在。
芙宁娜把铲子递给我，自己则蹲下来，用手指在沙上画了一个极小的圆圈。圆圈中心，是她昨晚用贝壳拼出的“终”字。铲尖插入圆圈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