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那些夜晚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以为时间治好了自己，看了医生，按时吃药，锻炼……可她一出现，所有训练出的自控力瞬间崩塌。
他只能把自己藏进逻辑和克制里，坐在会议桌前，用毫无波澜的语气，把她的方案一点点拆解，用“投资人”的冷漠面具，一项项质问、分析、否定，像个公事公办的审讯者。
可只有他知道，他问得越多，越是在逼自己冷静。
她越是不动声色，他就越想冲破所有理智，撕碎她的表情，吻她、抱她，狠狠掐住她的下巴质问：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吗？你怎么能……真的说走就走？
他克制得那么狠，可那克制本身，就是一场歇斯底里。
周六，周越开车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车载广播在播天气预报，气温骤降，傍晚可能有雨。
他把声音调低了些，余光瞥见后视镜中的自己——神色平静，衬衫整洁，像往常一样，体面、稳重、无可挑剔，可他的脑子，却开始翻出那些他以为早已收起的记忆。
不是那种尖锐的争吵或撕裂的场景，他的童年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些夸张的风暴，父母离婚时他还不到五岁，年纪太小了，小到还没来得及意识到“一个家被拆成了两个”意味着什么。
后来他们都再婚了，他的母亲再婚不久便生了弟弟，他小时候主要跟在父亲这边过，周末或寒暑假才会去母亲那边。
父母对他很好，这点他一直知道，不缺物质，不缺陪伴，也不缺教育资源，从小到大，该送的学校，该学的东西，该上的班，从没落下，他像所有北京孩子一样，学会了钢琴，学会了画画，也学会了怎么在两个家庭之间维持恰到好处的分寸。
不是那种情绪化的苛责，而是藏在“为你好”里的隐性压力，他从小就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话该说、什么情绪不该被看见，他不被允许失控，更不该让任何人担心。
他的人生被安排得很好，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别人家孩子”，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从小就学会了自控，学会了隐藏那些多余的情绪，他习惯了被期待，也擅长回应期待。
他一直都很清楚，父母不欠他什么，他们只是走了各自的路，尽力在各自的方式里对他好。
所以当夏知遥离开的时候，他才会那么失控。
就像小时候，他独自坐在在钢琴教室门外，看着其他孩子一个个被父母接走。
天色一点点暗下去，他从最开始站着等，到后来坐在角落，一遍遍看墙上的时钟，每一次门口响动都让他下意识抬头，